2科技传播/ 术语更新

当代中国科学传播的第二个模式是“科技传播”，这是传播学在80年代引进中国之后的一个副产品。80年代之前中国只有新闻学，没有传播学。由于捍卫新闻学的阶级性和党性，传播学一直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斥，不能成为正式的学科名称。直到1998年，传播学才与新闻学并列成为正式的学科名称。虽然传播学被作为正式的学科名称很晚，但它的影响从80年代就开始显露出来。用“科技传播”补充或者替代“科普”，就是传播学的影响。

使用“科技传播”这个名称的人有两种。第一是在工科院校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以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这两个中国的著名工科大学在1986和1987年先后创办了科技编辑本科专业，这两个专业在90年代后期均改名为“科技传播学”。主要由他们发起组织，1995年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成为《科技传播研究》（孙宝寅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2002年第5届会议之后，不再有会议编号。

第二是从事科技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自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新闻看成是传播的一个类别，把传播学看成是更广义的范畴，因此，从事科技新闻工作的人有时也称自己从事的是科技传播工作。1988年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成立，1999年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下面成立了分支机构“科技传播研究会”，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以“科技传播”命名的学会。

如果说“科普”关注“传播什么”的问题，那么“科技传播”的实践者们则比较强调“如何传播”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进行高效的传播。他们按照媒体类型研究科技传播，把它划分成科技新闻、科技出版、科技期刊、科技广播、科技电视、科技翻译、科技写作七个方面。[6]有时也把科普纳入科技传播的范围。[7]他们更多的是传播学家，更多的关心媒体运用的技巧和策略，特别是研究新技术条件下新媒体的运用（比如影视、网络），对科学本身反而不太关注。

中国科协接受“科技传播”的新说法，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科技传播易于与国际接轨，因此由他们主办的国际会议，均采用“科技传播”的说法而不用“科普”。有时中文名称用科普，而英文用科技传播。2005年，中国科协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AST and Tsinghua University），表明中国科协对于“科技传播”的接纳。

第二个更根本的原因是科技传播与科普在传播理念上没有根本的差别，共享诸多意识形态，因而易于接受。科技传播除了引入媒体视野外，并不挑战科普的国家主义立场[8]、功利主义取向和科学主义预设。科技传播不区分科学与技术，反而特别的关注技术应用、技术信息的发布与扩散等话题。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办的中国唯一的以科技传播命名的杂志《科技传播》（英文名称是Public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有些古怪），把自己的办刊宗旨定为“以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杂志每年发行24期，充满了技术应用的内容。

正因为科技传播与科普在理念上基本一致，在科普界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3科学传播/ 批判学派

真正对传统的科普进行质疑，并且主张以科学传播代替科普的是北京大学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者们。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科学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提出科学史学科应关注科学传播问题，并建议新成立的上海交大科学史系设立科学传播学专业[9]。在2000年5月召开的武汉电视台“科学之光”栏目开播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做了“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的发言，明确提出用科学传播这个概念来代替科学普及概念：“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是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10]

文章认为科学传播与科普的区别有三：第一，科普是由科学家向公众单向传输科学知识的过程，而科学传播是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双向互动。第二，科普的目标是为科学共同体服务，但科学传播的目标是公民文化建设。第三，科普的学科基础是科学加文学，因为文学好比糖衣，可以帮助受众更好地接受科学；科学传播的学术基础是科学史、科学哲学，目标是融合科学与人文。反对科普中的科学主义预设，弘扬一种新的科学观念，是文章的基本立场。

与此同时，我的同事刘华杰发表“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主张“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11]2001年6月，北京大学成立科学传播中心。除北京大学的教授外，中心成员还包括来自清华大学的刘兵、蒋劲松；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等。他们均是科学史或科学哲学家，均对科普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预设有或多或少的质疑。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

批判学派的观点遭到了科普阵营的反对。200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2000中国国际科普论坛上，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葛霆明确反对用“科学传播”代替“科普”。2003年，刘华杰撰文提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则应该是公民立场，不同的立场必然具有不同的利益相关和利益诉求。[12]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章道义批评说：“更莫名其妙的是所谓的‘传统科普’，被说成是‘国家和政府立场’，而他们所宣扬的‘科学传播’则是所谓的‘公民立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政府性质的严重歪曲，难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13]非常严厉地反对对科普进行利益相关分析。

2003年9月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在北京郊区召开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研讨会”，会后我发表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14]。文章认为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但这个词的中文译名“传播”没有体现这些意思，相反，中文的“传播”一词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spread，broadcast）”相联系，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并没有双向流动的意思，因此单纯望文生义的话，“传播”一词存在着非常深刻的误导。文章强调“传播”是与“信息垄断”相对立的一种崭新的、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信息分配方式；它贯穿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模式。文章回顾了传播学引进中国的历程，认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淡化了阶级性、工具性，引入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平等的交往作用的概念，从而强化了新闻的人民性。文章认为传播代表着一种“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心态，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的内在要求。文章还说，“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的关系，很类似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因此，“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种新潮的名称，也不只是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而应该首先看成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由于引进了这样的“传播”观念，在处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问题，要反对物理学中心主义或生物学中心主义，要对数理传统（naturalphilosophy）和博物学传统（naturalhistory）一视同仁；在科学与其它文化交往、科学与公众交往时，要反对科学主义。具体说来，在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狭义科学传播中，除了有科学家向公众的“知识下行”方面，还需要开辟公众向科学共同体传播这一新的维度。公众要参与科学政策的决策过程，并且可以在博物学领域直接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这篇文章对批判学派的纲领做了比较鲜明的陈述，因而也遭到了更严厉的指责。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徐仲人发表“不能用西方的‘传播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15]，谴责这篇文章否定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为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而呼喊。

如果说科普更关注“传播什么”（内容），科技传播更关注“如何传播”（方法），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更关注“为何传播”（意义）。批判学派比“科技传播”更关注“科学”，比“科普”更关注“传播”。科普的实践者主要来自科协系统官员，科技传播的实践者主要来自科技新闻记者和传播学者，科学传播的实践者主要来自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界学者。由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中有一席之地，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在大学里有相关系科支撑，因此具有强大的学院背景。依托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科学传播学派，学术性更强、理论味道更浓。

我在“什么是科学传播”[16]一文提到，科学传播应该成为“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的一个有特色的纲领，即扣住“民主社会中的科学”这个中心问题做一大篇文章。科学本质上是精英知识，而民主社会又要求把一切合法性诉诸自由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这个张力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会引发一系列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社会问题。科学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应该关注这些问题。

十多年来，科学传播的理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除了少数老一代的科普实践者明确予以指责外，多数科普实践者和科技传播的研究者都或多或少接受这一理念和名称。由时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等主编的《中国科普研究进展报告（2002-2007）》（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年版），开篇即把“科学传播”作为科普理论的新进展予以述评。2007年12月，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签订协议，为北京市的科普工作担当顾问，以及参与培训北京市的科普工作者。2006年9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专委会秘书处设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2007年11月，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主办了首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此后每两年主办一次。2015年8月下旬将在湖南召开第5届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主要来自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当然，许多代表也参加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和全国科技传播研讨会。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式正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之中。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2]樊洪业：“解读‘传统科普’”，《科学时报》2004年1月9日

[3]何志平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页。

[4]D.W.Y.Kwok，Scientism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5]Yu-Sheng Lin，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inthe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6][6]孙宝寅主编：《科技传播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司有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传播史》，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8]曾国屏：“国家创新系统视野中的科学传播与普及”，《科普研究》2006年第4期，曾国屏为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

[9]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0]赵致真：《中国科普与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11]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5月8日

[12]刘华杰：“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13]章道义：“透视某些‘科普新见’的背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科普创作通讯》2004年第2-3期，第9页。

[14]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15]徐仲人：“不能用西方的‘传播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环球视野》2004年第38期

[16]吴国盛：“什么是科学传播”，《科技中国》2007年第1期

（文章内容来源于陶瓷科技艺术馆公众号，作者系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