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在充分肯定了既往我国科学传播界在科学技术赋能方面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传播赋能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科学传播；赋能；问题；对策

一、引言

近年来，“赋能”这个概念逐渐从原本的心理学层面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甚至一度成为了一个热词。从字面上简单理解，所谓赋能，就是赋予能力或者能量。按照通常的解释，赋能指的“就是给谁赋予某种能量，它最早是心理学中的词汇，旨在通过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给予他人正能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智和潜能。”[1]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对于某一行为主体施以援手，从而给予其开展行动的能力或者能量。近年来，在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科学传播的赋能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说，中国首个具备补加功能的载人航天科学实验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于2016年9月1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当时，包括但不限于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在内的相关媒体的相关报道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开展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科技活动的报道中，相关行为主体借助了包括但不限于VR、AR等当时的新技术对自己的赋能开展传播。[2]让电视节目主持人不仅能够坐在演播室，而且还能够随意进入到一般人觉得非常神秘的飞船空间站内部，如身临其境般如数家珍地向观众开展科学传播。这样的传播如果不借助科学技术的赋能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科学传播赋能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科学传播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种“赋能不足”的问题。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在新时代、新语境下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予以研究。为此，笔者拟用一定的篇幅，从不同的维度，对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展开分析，并试图探寻相关的解决之道。

二、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的诸种表现及其原因解析

解读科学传播“赋能不足”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察视角，各种各样的切入维度。下面，笔者试图从“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方法赋能不足”“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等几个不同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

（一）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

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科学传播本来就是应该传播科学技术的，怎么会存在着内容上“赋能不足”的问题呢？但这确实是一个业已存在的问题。有学者就注意到，某些打着科学传播旗号开展传播的广告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科学内容不足的问题。[3][4]比如说将还没有定论的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传播内容放到广告中进行传播，再比如说用夺人眼球、引人注意的并不准确的相关词语替换原本严谨的科学技术概念术语，并放到广告中进行传播，等等。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传播来达到制造焦虑、引发恐慌，最后凝聚注意、促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的目的。[5]不仅是以广告形式进行的传播中存在着这个问题，其他很多类型的科学传播往往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内容“赋能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原因，一个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传播者在进行相关传播时，有意引用一些并不科学的内容进入自己的作品，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传播者的某些私心杂念。所谓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指由于传播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眼光、视野有限，造成其对于所要传播的科学技术内容并没有准确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其结果往往就有可能导致其所传播的内容里面的所谓科学并不科学。

（二）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

谈到科学技术精神“赋能不足”就不能不提到“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实现其社会文化职能的重要形式。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包括自然科学发展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6]这些“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有很多，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求真务实”“理性包容”“不断进取”“不迷信所谓的‘权威’”“反复证伪”等等。这些原本也都应成为科学传播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本“配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活动时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些“标配”。[7]比如，在包括但不限于“非典”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爆发时，普罗大众亟需科学传播工作者借助科学精神赋能而提供他们所急需的公共产品——各种各样的科普作品，但是，现实却往往令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刚刚爆发时，竟然有所谓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打着“科学传播”的旗号，干起了推销所谓的“特效药”的勾当！许多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2020年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先后以所谓一切尽在掌握的“懂王”名义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宣称，“光热疗法”或注射消毒剂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继而又提出抗疟疾药物氯喹（chloroquine）是他心目中的“高效良药”，结果是他说这话仅仅4天之后的5月22日，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就发表了研究论文，专业打脸特朗普一直在力推的抗疟药防治新冠病毒感染。[8]特朗普为什么会被“打脸”？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进行“科学传播”时缺乏科学精神，没有经过“反复证伪”！

（三）科学方法“赋能不足”

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包括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推广等科学活动过程中采用的思路、程序、规则、技巧和模式。”[9]在科学传播领域，科学方法“赋能不足”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相关行为主体“拒绝赋能”，第二种是相关行为主体“延迟赋能”。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所谓“拒绝赋能”，是指相关行为主体主观上拒绝用科学方法来为自己的科学传播赋能。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个关键短语来加以概括，那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自以为是”。所谓“自以为是”，就是盲目自信。人做事情有自信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过于自信，那就有可能会过犹不及。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为什么会盲目自信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于“科学”与“科学传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不正确认识有关。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逐渐被社会各个阶层神圣化，甚至逐渐登上了神圣的圣坛！所有的东西一旦沾上“科学”，就会觉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久而久之，可能会使得一部分人觉得凡是“科学”的东西都不容置疑，凡是从事科学以及与科学有关的工作，都是非常神圣不可挑战的。这种想法总体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如果细究，还是与“科学”本身并不相吻合的。因为“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要质疑，要反复证伪。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观察，包括“科学”本身也不一定是真理，至少不可能是绝对真理。这一点那些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其实应该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千万不要把自己等同于神圣的科学，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而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使得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传播以及科学传播的作品远离受众。罗贯中老先生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中有一个桥段，说的是在第一次前往诸葛亮所居住的南阳草庐的大门口，刘备刘玄德带有炫耀式的说了一大串自己的头衔：“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但是，他忘记了给他开门的门童是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小娃娃，结果这个小娃娃只说了一句就把刘备刘玄德给噎了回去。那个小童说，“我记不得许多名字”，搞得刘备精心策划的这场传播无疾而终！其实，这种不看传播对象自以为是地开展传播的桥段，岂止是仅仅存在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之中，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在开展他们的科学传播工作时，常常是非常自以为是的。比如说，谈到某一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提到某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这些所谓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往往大量地引用外文，或者是大量的用佶屈聱牙的术语开展所谓的“科学传播”。[10]结果自然是“曲高和寡”，效果堪忧了！平心而论，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适当地引用外文，或者适当地引用科学技术术语，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看传播对象将普罗大众也视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认为他们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科学知识储备，这就未免有些过分了！这样的科学传播肯定是不会受到老百姓欢迎的。说完了“拒绝赋能”，我们再来说说“延迟赋能”，所谓“延迟赋能”，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虽然也意识到了“科学方法赋能”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非常固执地认为自己现在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一个关键短语来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这些行为主体非常“固步自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曾经有一档一度颇为有名的栏目叫做《走近科学》，这档栏目在其问世之初以所谓的“倒叙”＋“设置悬念”＋“讲故事”的模式，曾经一度引发国内很多其他电视媒体竞相模仿，一度曾经火爆一时。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该栏目一直延续自己的这个模式，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创新，再加上其所设置的“悬念”，往往有“故弄玄虚”之感，[11]久而久之，就自然遭到了广大观众用手和脚投票，最后该栏目不得不在2019年9月30日播出最后一期之后黯然退场，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延迟赋能”给科学传播工作造成的危害。

（四）科学手段“赋能不足”

“科学手段赋能不足”涉及到对于“手段”的理解。所谓“手段”，就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方法或者措施”。[12]离开了具体的手段很难达成特定的目的，这一点已经被以往的历史所一再证明。“手段”又有“新”“旧”之分，所谓“科学手段赋能不足”就是对于“新”的手段使用得很少甚至过少，而对于“旧”的手段则采取完全依赖的方式。[13]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可以分别从“主观”与“客观”两个维度来加以考量。从“主观”维度来看，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未采用新的手段，可能大致有“不愿”“不能”或者“不会”等三个方面的原因。所谓“不愿”就是相关行为主体觉得现有的手段已经足以应付，没有必要去冒采用新手段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说的是西汉建国初期曹参当上第二任相国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一律沿袭前任萧何的做法，没有任何创新。他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当时皇帝的不满。皇帝先是通过曹参的儿子对他提出责备，然后又直接询问曹参为什么不思进取，不进行创新？曹参不慌不忙地问了皇帝两个问题，就是皇帝本人和前任皇帝相比，曹参和前任相国萧何相比，谁更牛一些？尽管这两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种答案，但从“政治正确”的角度，皇帝只能选择一个答案，那就是“皆不如也”。所以，早已经在心里知道皇帝会这样回答的曹参理直气壮地对皇帝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思进取、不搞创新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曹参有这种“喜旧厌新”的心理，很多人出于经济学上所说的“路径依赖”，往往也都对于旧的东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感，当他们从事科学传播工作时就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对于新的手段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对于旧的传统的手段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依赖。所谓“不能”或者“不会”，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科学技术手段赋能是有一个接受和学习的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的年龄、从业履历往往与对这些新技术、新手段的接受时间与成本呈反比：往往年纪越大的人接受这些新媒体、新技术的成本——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货币成本”——相比于那些相对比较年轻、从业经历比较短的人要高！所以，这就极有可能导致他们可能不会使用或者不能使用新的手段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导致科学传播手段赋能不足。从客观原因角度来看，以新媒体、新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手段赋能，是需要有相当高昂的成本支出的。尤其是在相关新技术、新媒体刚刚出现的阶段，使用相关的新技术、新媒体往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货币成本，而且还要同时冒传播对象不一定完全适应、不一定完全买账的风险。比如，有专家就注意到“虚拟现实传统设备的昂贵和虚拟现实内容制作的较高成本会限制它们在实践中的运用”，[14]在这种情况下，从投入产出性价比的角度，无论是相关行为主体还是相关行为主体所在的机构，可能往往都会暂时对于新媒体、新技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都想看一看、等一等，等到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关的价格降下来，受众趋之若鹜的情况下，再选用这种新技术、新媒体。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技术手段“赋能不足”的客观原因的存在。（文章选摘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