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扎传播、福音客栈与马帮传播：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的发行特色与传播创新

邮政系统和发行网络被明斯特（Hans A. Münster）认为是欧洲报纸产生的五大要件之一（另四个为技术、社会、经济和司法）。然而，喜马拉雅地区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语言、民族、宗教环境殊异。山高谷深、交通阻隔以及年均4个月以上大雪封山，导致现代邮政系统建设迟滞,在当地展开“松土”和改宗劝服工作的藏文报刊需要一个横向和向下扎根的纵向传播系统，断非当地邮政体系所能维系。在一百多年前的喜马拉雅地区，当地传教士如何破解报纸发行难题呢？研究发现，这些藏文报刊创造了许多独有的传播与发行方式，在世界报刊发行史上颇具特色。

（一）巴扎传播

该发行方式由《拉达克新闻报》创办人弗兰克首创。拉达克地区邮政系统极为落后。从列城到另一传教点吉朗邮路相距仅200英里却耗时14天，且向下“很难向任何一个村庄发送邮件，因为没有一个村庄有邮局”。面对乡村发行难题，传教士们曾一筹莫展。

拉达克较为繁荣的商业贸易系统和巴扎（集市）最终成为弗兰克的突破口。拉达克是“一个世界性的复杂贸易路线的中心，这些路线遍布中亚、喜马拉雅地区”。每天列城附近村庄均有人到集市与南来北往的商人做买卖。当地英国特别事务专员瑞达克（Radakh）记载：“喜马拉雅山两侧的绝大多数商人总是来这里，但不超过拉达克，他们在那里与其他商人交换货物，然后回家。”这些回家的村民就成为报纸进入周边乡村的重要分发渠道。弗兰克在巴扎设立发行点，称：“一旦第一个买家看完了整张报纸（当地的习惯是，从正面读到背面，不遗漏任何东西），他就会把它带回他的村庄，以同样的方式卖给他的邻居。因此，一些报纸享有广泛的读者群。读者的数量大大高于实际发行数。”弗兰克称，一份报纸经常被十余人或更多人大声朗读。这种类似滚雪球的传播发行方式，使《拉达克新闻报》成功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顺利到达列城附近乡村和其他偏远地区，甚至进入了西藏。

（二）福音客栈与马帮传播

学者希尔德加德·迪姆伯格（Hildegard Diemberger）基于生态位视角，把喜马拉雅地区马帮驮队发达的原因归结为青藏高原物产的单一性和总体的生物多样性。该地区的海拔落差、地理环境、物产差异，导致高原内部必须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从而在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接壤地带催生了不少基于互市贸易的“综合市场”，以及往来于不同地区和部落的马帮驮队。

在“路学”（roadlogy）的观念中，道路既是交通传播媒介，也是复杂的动态社会空间。道路打破了自然、地理和政治阻隔，马帮驮队则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流动性的需求导致喜马拉雅地区基督教传播、报纸发行与商路贸易产生了天然关联。从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拉达克-阿里-拉萨沿途有22个马站，加上马站间的35个小站，共57站。穿梭其中的马帮驮队成为联系喜马拉雅地区物产、信息、宗教的传播使者。马帮商人则成为艺术、文化、思想和技术交流的媒介。

阿斯博在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发展中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创办了《拉达克信使报（B）》，还在于对客栈传播与马帮传播的结合。1939年，阿斯博在列城开办一个专为马帮驮队和香客提供食宿的“福音客栈”（Gospel Inn）。《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报道，该客栈仅在1939年就接待了4000多人马，甚至“一个由二三十名喇嘛组成的团队在该客栈避难也是很常见的”。

按照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空间理论，空间既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等级意义，同时也可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阿斯博通过将福音客栈这一“空间”变成“媒介”，把马帮和旅人从交通工具变成报纸发行渠道和传播载体，对福音客栈作为公共空间和流动空间的传播价值进行了充分挖掘，完成了对福音客栈的空间生产。据称，“在开业的头三个月里，先后大约有800名客人和700头驮畜呆在旅店里。这家酒店变得非常受欢迎。”“在客栈里，教会开办了一个图书馆和阅览室”，藏文报纸自然是必备的读物，并且还在福音客栈门口置放了阅报栏。在5年内，这家客栈为数万名游客提供了住宿，“酒店也成了社交网络的场所。许多商家提前一年或更长时间预订了位置，因为招待所经常客满。”“每位客人在离开时要么购买要么收到圣经小册子”，所以福音客栈被认为“充当了新闻和意见交流的中心”。

1904-1907年，《拉达克新闻报》的传播空间主要在列城周边，通过巴扎传播等方式进入乡村，虽有20份发行到东部噶伦堡，但尚无发行到拉萨的确证，而通过福音客栈和马帮传播，《拉达克信使报（B）》实现了进入拉萨的目标。在1943年第4期《瓦乔维亚·摩拉维亚人报》中，阿斯博在信中特别提到通过马帮传播：“这份报纸遍布西藏西部，每个月有4份到达拉萨。”从巴扎传播、福音客栈到马帮传播，列城传教点在多年努力之后终于得偿所愿。

（三）邮政驿站传播

19世纪末，随着加尔各答到西里古里的铁路开通，喜马拉雅地区贸易重心东移，噶伦堡成为新兴贸易重心，亚东则“为通印唯一冲衢，客货交通，甚为繁盛”。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两次侵藏以及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帝在亚东等地获得邮政特权，并在亚东至江孜沿途设置12个驿站。1910年大清邮政局所辖的拉萨邮电成立，并在亚东、帕里等7地设立二等邮局，“十分系统化且很正规”。东喜马拉雅地区从印度噶伦堡到西藏邮路顺畅。1907年5月6日，亚东海关资料载《张玉堂为报赴亚东途中与印官交往情况及西藏新商补将延期开办等事致裴式楷函》中，张玉堂自言在亚东“顷阅《申报》，得知因驻藏帮办大臣张大人另有重任，西藏新商埠之开办将延期举行”。可以说通过邮政发行，清末中国的内地报纸、欧洲报纸、印度报纸已经跨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基于上述良好的邮政基础，《各地新闻明鉴》得以覆盖西藏全境，发行范围一直延伸到青海安多-蒙古贸易路线地区和西藏东部与阿萨姆边界地区，远至四川的“理塘、甘孜、德格”等地。

通过巴扎传播、福音客栈、马帮传播和邮政发行，喜马拉雅地区藏文报刊在广度上实现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从深度上渗透到上层社会贵族、僧侣阶层乃至藏族民众中。弗兰克、阿斯博等传教士在内容生产和传播发行的种种探索，虽基于其传教目的，但也有其因地制宜的创意，在世界报刊发行史上颇具特色。（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作者系韩鸿。 ）